从大东北到大三线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特辑

历史长卷如长河奔腾不息，无论蜿蜒曲折，还是长驱直下，终能听闻川流回响。但总有章节是于无声处拍岸惊绝，三线建设便是如此。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关键时刻，应运而生的三线建设，不仅是一项经济布局的调整，更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大布局。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偏远山区，成为共和国工业建设的新战场。在这片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无数建设者肩扛重任，心怀家国，以“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雄心壮志和“好人好马上三线”的豪迈气概，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建设洪流中。

三线建设者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标会聚在陌生的土地上。面对高山峻岭的阻隔，他们开山劈石；面对物资匮乏的困境，他们节衣缩食，立下“献了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的誓言前赴后继；他们有的深耕一隅，锚定目标，撞破南墙；他们有的转战多地，纵横四方，写尽春秋。

这是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那些心怀信念的建设者，不畏艰难地在征程上前行。这不只是一种坚定的选择，更是一种坚持的能力。无数人的青春年华，十余载的峥嵘岁月，三线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昆铁路的蜿蜒曲折，攀枝花钢铁基地的炉火熊熊……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45个军民品重大科研、生产基地，30个新兴工业城市，形成了能源、交通、钢铁、机械、电子、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更为宝贵的是，三线建设留给后人的不只是物质上的成就，更是一笔精神上的财富。

本刊编辑部

写给祖国的钢铁情书

文| 王雷

国家意志

历史的长河腾起巨浪，水面下早已暗潮涌动。

时间指向1964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

站在今天回望，三线建设的表象是从经济层面解决中国工业布局问题，但本质却是国家对政治军事深层的考量。

1964年4月，美国白宫秘密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报告内容为美国计划打击中国的核基地，企图将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扼杀在摇篮中。同一时刻，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核心内容为我国的经济布局已经不再适应未来战争。在20世纪60年代伊始，苏联就断绝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并开始对我国边境进行骚扰……种种迹象均指向一个事实，中国的工业基地过于集中于沿海地区，一旦战争爆发，没有纵深的工业布局，很难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陆权时代的中华文明，东部海洋是天然的屏障，但世界步入海权时代后，东部沿海却如敞开的大门，暴露于世界面前。中国近代史的屈辱，遭受侵略的多次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在中国的版图之上，第一线是东北和沿海地区，第二线位于中部地区，第三线是西南西北地区。

面对有可能面临的战争被动，在深谋远虑、详析研判之下，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三线建设，于1964年正式启动。将东北和沿海地区的部分人力、资源、资金抽离，在西北、西南地区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布局。

这是一幕深远厚重的国家叙事，也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徙。面对国家意志的建设号角，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辽宁，首当其冲！

早在制定“一五”计划时，国家便已下定先手棋。“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意思只有八个字：完善一个，铺开大网。这里的“一个”，便是指东北。若将视角向下放大，“建设并完善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础，使之能够有效地支援全国的工业建设”，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中核心的核心。

钢铁是工业的粮食，三线建设中，党中央最为关心的便是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毛泽东甚至讲出“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来表达建设攀枝花的急迫心情。

要建得好、建得快，谁最胜任？目光指向东北，指向辽宁，指向鞍钢、本钢……1966年5月，国家作出决定，要求鞍钢按照“三老带三新”原则对攀钢组织筹建、生产准备一包到底，完全负责。鞍钢矿山、本钢矿山、大冶矿山对口包建攀枝花冶金部矿山。

支援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是辽宁写给祖国的一封“钢铁情书”。国家一声令下，数以万计的管理干部、技术工人、知识分子毅然从辽宁列队出发，奔赴攀枝花。

攀枝花迎来的第一批年轻人中，有一位来自鞍钢，名字叫赵忠玉。他和众多鞍钢人在一片荒芜之中开启了火热建设。谁也想不到，这位来自东北的小伙子，日后会成为名震世界的“西南钢王”。

此后，鞍钢分期分批赴攀枝花参加建厂大会战，仅1968年当年前后便有7批人员调到攀枝花，其中职工近7000人、各级干部1843人。包括代培、调入人员，鞍钢去往攀枝花的干部职工总数达1.3万余人。

1970年6月29日16时42分，“攀钢一号”高炉第一炉铁水成功炼出，操着辽宁口音的“攀钢人”相拥而泣。他们在地无三里平的金沙江畔建起了钢厂，炼出了铁水。他们喊着“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可即便攀枝花已炼出了铁水，他们中很多人也没有回家。

为什么是辽宁

2021年火出圈的电影《你好，李焕英》，让很多影迷纳闷：为何影片中位于湖北的胜利化工厂，工人都是一口东北口音，饰演李焕英的演员张小斐更是以鞍山口音一镜到底？倘若回顾三线建设的辽宁贡献，便不难理解辽宁“乡音遍天下”的由来。

《你好，李焕英》火了之后，胜利化工厂的原型东方化工厂火了，另外一个取景地卫东机械厂也火了，成为网红打卡地。鲜有人知道的是，东方化工厂的“母厂”，实为位于辽宁辽阳的庆阳化工厂，东方化工厂在三线建设时期为其援建而成。

三线建设中，辽宁支援力度之大，涉及行业之广，搬迁设备、援建人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处于名列前茅的地位。辽宁将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等城市实力雄厚企业中的优秀干部、技术骨干和先进设备，陆续派遣、迁往四川、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地，涉及军工、钢铁、机械、化工、电力、医药等多个重要行业。

为什么是辽宁？因为三线建设中有一句话叫“好人好马上三线”，最优秀的技术工人、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一并出征。在这首恢宏的工业史诗中，辽宁把最为精彩的章节留给祖国。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65年，东北地区迁往内地和正在迁往内地的企业及技术支援项目共140个，调出约8万人。

仅以省会沈阳为例，1964年开始，沈阳进行搬迁建厂支援三线，48家企业参与援建，先后派出23304人。其中厂级干部94人，中层干部7000人，技术工人16210人。有3家企业进行了全厂搬迁，23家企业包建新厂，29家企业车间整体划拨，另有代培人员13221人。受援省区市达29个，受建市县121个，受建企业526个。

辽宁支援三线建设，如同长子扶持弟妹，把平日里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统统拿出来，慷慨捐出去。当年辽宁支援三线有五种办法：一是停建在建项目，二是缩减项目规模，三是整体企业搬迁，四是拆分企业搬走，五是出人出力出钱。

以沈阳低压开关厂为例。起初企业抽调500余名精英和130台优质设备去甘肃省天水市，建成了长城控制电器厂。之后，又调出79台设备和50名职工支援河南开关厂。后来又先后派出大量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支援河南鹤壁、四川德阳以及陕西西安……

这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一边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一边全力支援建设。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结束，边造血边输血的状态早已成为辽宁的常态。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伴着一系列社会变革，辽宁的脚步变得有些慢了，身子有些倦了，共和国工业长子成了老工业基地。

电影《二十四城记》中，早年支援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侯丽君，在企业改制中下岗，她曾有一段独白：“我问主任，我迟到过没有？主任说，没有。我又问主任，我工作犯过错没有？主任说，没有。那我为啥下岗了？主任不说话。”

历史的长卷往往以结果注解，不过问章节，一如辽宁在国家建设大潮之中的起承转合、潮起潮落。但无论风多急浪多大，辽宁都自觉承担起了社会责任，终不负国家，不负时代。

三线精神

2001年3月，一位作者为新出版的《彭德怀在三线》写了篇书评，寄给北京某报。责任编辑大概是位年轻人，提笔就把文中的“彭德怀在三线”改为“彭德怀在三八线”。或许，在这位编辑的记忆中，没有“三线”这个概念，以为是作者出现了笔误。

不怪这位年轻编辑，即便是当年亲身经历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三线建设都是保密词。

三线建设是出于国家对战备的考量，保密原则自然成为首选项。在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中，保密要求十分严格，不准登报、不准广播、不准报道，各单位之间的联络都是以信箱作为代号。总指挥部是1号信箱，交通指挥部是9号信箱，核心工程攀枝花钢铁公司对外则称“四○公司”。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三线建设的若干项目是一个个孤独的代号，参与三线建设的是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因此，在挑选三线建设人才时，政治上可靠是第一选项，众多三线人在远离家乡之后，留守的家人并不知道他们远赴何方。但远征非孤旅，三线人知道，全国各地的建设者都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天涯皆故人。

16年寒来暑往，无数人奉献了青春年华，三线建设终大功告成。基础工业建设方面，建立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的重点企业和产业基地；国防军工方面，建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甘肃酒泉、四川西昌为核心的航天工业基地，以四川成都、陕西汉中、贵州安顺为主的航天工业基地；交通建设方面，三线地区先后建成成昆、川黔等10条主要铁路干线，累计新建铁路8046公里。同时，还形成了钢城攀枝花、汽车城十堰、煤都六盘水、镍都金昌等城市工业带……

从最易理解的层面总结三线建设的成果是：通过三线建设，形成拥有两套完备工业体系的国家，即便战争来袭，打烂一套，还有一套。这就是三线建设的初衷所在。直到今天，世界上也只有中国拥有两套成熟的工业体系，这是三线建设留下的宝贵财富。

三线建设的财富又不止于一个个工厂、一条条铁路、一座座城市，更为宝贵的是由此生成并接续传承的“三线精神”。“三线精神”以三线建设主战场攀枝花钢铁基地为发端，而攀枝花在长期的建设中，概括并形成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科学求实”五个方面的内容，被称为“攀枝花精神”。在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成立大会上，“三线精神”最终确定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2018年10月，中宣部将“三线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洪救灾精神等一起，列为新时代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而“三线精神”，作为国家意志、民族精神的动力源泉，也化作一脉强劲的动力，成为国家勇往直前的法宝、民族生生不息的基石。　　

八千里路云和月

文| 鹤蜚

人生如白驹过隙，在三线岁月里，只是弹指一挥间。想当年初建三线时，风华正茂，踌躇满志，我们曾立誓为三线建设献出自己的一切。

——石均年

三线时期的水钢建设者。

远看像村庄，走近是工厂

1958年8月，正在大连瓦房店李官下乡务农的石均年，通过招工进入鞍钢燃气厂当学徒。因为有速成师范的文化底子，加上刻苦钻研技术，石均年在入厂半年之后，就开始独立顶岗作业。后来，石均年结婚了，婚后不仅分到了房子，还育有两个女儿，一家四口人过着幸福稳定的生活。

此时，三线建设如火如荼，鞍钢包建水钢的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随着工程推进，需要不断选拔优秀干部、工程人员和技术工人，送往三线。

1966年，鞍钢党委发出动员令，要求党团员带头申请上三线。已经成家立业的石均年，决定带着家人一起去，即便当时他的两个女儿，大的不满两岁，小的才一 个月大。石均年把大女儿交给岳母后，毫不犹豫地向党委递交了上三线的申请书。

那年国庆节前夕，鞍钢的火车站上，送行的人挤满了站台。在漫天的壮行标语和锣鼓声中，石均年和妻子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女儿，挥泪告别亲人，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去大西南的火车。他们抱着孩子，带着不多的家当，一路上坐火车，换汽车，风雨兼程，10天后终于抵达位于贵州的水城钢铁厂（以下简称“水钢”）建设指挥部所在地。

“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落雨像过冬”，到了贵州，才真切体会到这里贫瘠的真实状况。水钢的建设选址于乌蒙山脉深处，气候全年多雨，潮湿阴冷。雨衣、水鞋、棉袄，被称为“随身三件宝”。即使春秋季节，也经常要穿着棉袄上班；大雪凝冻的腊月，必须在脚上绑防滑铁齿才能行走。

那时的水钢，几乎看不到一栋砖瓦房，建设指挥部的领导都住“干打垒”和油毡纸棚。大部分支援三线建设的人都是单身，住在集体宿舍，而石均年则带着家属，尤其是还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一家人的住宿成了难题。在厂领导的关心和协调下，在一个大通间单身宿舍的尽头，用油毡纸隔出一张床位大的位置，一家人就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安顿下来。

三线建设在当时属于国家重要机密，出于战备和保密需要，水钢建设初期被命名为“青杠林林场”。当时还有一首打油诗：“远看像村庄，走近是工厂。不见人影动，只听机器响。”

当年，鞍钢分批调到水钢的近3万名建设者，在几乎没有运输车辆的条件下，机器设备、一砖一瓦都靠肩挑人抬，不分白天和黑夜，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饿了吃窝窝头就凉开水，困了就在工地打个盹儿。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讲报酬，真正是把一切献给了三线建设事业。

“从鞍钢到贵阳还算顺利，但从贵阳到水钢所在的县，却坐了将近10个小时的火车。”1966年夏天，吴安石跟着回鞍钢办事的陶惕成，来到水城钢铁厂。他记得那时候火车线路不多，且非常繁忙。待他到达贵州时，三线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开始，全国沿海及大城市各相关企业内迁的物资、建筑材料、大型机械设备等都开始往三线运输，铁路和道路都是满负荷，有很多是建设急需的材料。那时候，不是货车给客车让路，而是一切以拉物资的货车优先。坐客车只能等，以确保三线建设物资尽快到位。

自三线建设开始，机械设备、炼钢厂高炉的拆卸和运输都在加紧进行，大批的工程技术人员、钢厂的相关技术人员、工人以及相关部门人员相继到达水城。随着人员的增多、任务量的加大，接待工作任务越发重要。而吴安石就是要到水钢做接待工作的。

当时，吴安石所在的鞍钢接待科有30多人，吴安石是党员，有工作经验又没有成家，可以轻装上阵，去三线再合适不过。“到水钢前领导告诉我，这只是出一次公差，时间是6个月，结束后就能回鞍钢了。没想到，来到水钢，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吴安石是湖南株洲人，1958年从株洲的学校直接分到了鞍钢，在鞍钢工作了一年多就报名参军了。参军的部队在大连，直到1966年转业，他又回到鞍钢，被安排到了鞍钢接待科，一直负责接待工作，当时的办公地址在鞍钢的大白楼。

随着三线建设的展开，支援三线建设的人越来越多，全国许多有援建任务的企业都在去往三线途经的武汉、贵阳等几个重要城市设置专门的接待站，负责接待前往三线的人员。吴安石代表鞍钢在武汉火车站设点，迎来送往。

通往贵州的车票异常紧张，几乎每一列火车都爆满，每一辆汽车也挤满了人。那时候接待任务非常重，吴安石同时承担武汉、贵阳等3个地方接待站的管理任务。年轻的吴安石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天天盯着武汉火车站，几乎是住在了火车站。凡是鞍钢来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等，都要途经武汉、贵阳等地。那时火车票、汽车票都特别紧张，吴安石负责与铁路方面联络，跟客运汽车站的关系也得处好，因为不管来多少人，都要确保这些人能够及时到达水钢。一批一批接过来，再一批一批送出去，在武汉负责接待的几个月，吴安石接待的前往水钢的鞍钢技术人员和工人起码有上万人。

吴安石的接待任务很繁重，安排物资转运、安排人员吃住、接站买票送站、事无巨细，每天起早贪黑，忙得不可开交。天天忙忙碌碌无暇顾及其他，有一个中年妇女却在悄悄地关注他。原来，她是武汉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发现吴安石工作踏实，还是个没结婚的小伙子，便想把女儿介绍给他。吴安石与姑娘一见钟情，经请示组织同意，当吴安石完成接待任务从武汉回到水钢的时候，他把爱人也一起带到了贵州。

陶惕成（左）为在水城会战期间涌现的先进人物佩戴红花。

钢铁大军挥戈西南

然而，来到水城却不是即刻能战的。

1966年3月，陶惕成到北京参加西南三线建设的会议后，从北京直接去贵州，出席贵州省委召开的有关水城钢铁厂建设的会议。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贵州省委的决定，成立水钢建设工地党委和指挥部，由陶惕成任党委书记兼指挥长。

此时，鞍钢的设备和大批人马还在陆续抵达水城。陶惕成作为鞍钢的副总经理，带着鞍钢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不仅要尽快把搬迁来的设备安装好，还要尽快炼出钢铁。

陶惕成深感责任重大。

贵州水城，5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蛮荒之地，沉寂的大山里没有几户人家。“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一年四季包沙饭，过年才有米汤喝。”这首令人心酸的民谣，正是贵州山区曾经贫穷落后的真实写照。

水城地处云贵高原的乌蒙山脉延伸部，被称为贵州的西大门，平均海拔1800米。这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人丁稀少，正如当地百姓形容的那样：“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天无三日晴。”在崇山峻岭之中，有一个人称“三沟六岔”的低注处——场坝，在其边缘的东北侧有一片茂密的森林，水钢最初就选址在此处。

陶惕成只想尽快建成水钢，可当他踌躇满志来到场坝，亲眼见到现状，内心发生了变化。他走访农村和苗寨，看到小孩子连裤子都穿不起，他感慨万千，使命感和紧迫感更加强烈：“钢铁的生产能力代表着国力，没有钢铁，就摆脱不了贫困，也摆脱不了受欺负。四川攀枝花的矿，贵州的煤，相得益彰，只差东风了！”

而这，也是国家的深意。水钢的建设不只是出铁出钢，也不是简单地复制鞍钢。在三线的规划下，站在国家战略上考量，水钢的建设应当提到更高层次上认识，即建成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使其融入大西南钢铁工业的长久发展之中。所以，水钢的建设规划和选址尤其重要。

地质工程师恰恰在这时亮出了权威性的勘查数据：原定厂址的地质属泥质灰岩，不能建厂。但几万人的建设大军已经会集现场，开工在即。这可如何是好？

陶惕成是冶金方面的专家，他当然知道钢铁厂选址的重要性。新厂址的选址工作直接关系到水钢的建设进度，陶惕成忍着一身伤痛，带着工程技术人员，昼夜兼行，在大山里勘查，苦苦寻找适宜建厂的地方。1966年6月16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叫“三块田”的地方，是理想的建厂厂址。

7月26日，1号高炉破土动工；8月6日，1号焦炉破土动工……早就摩拳擦掌的建设大军开进三块田，在大山深处开始了改天换地的奋战。

随着各项工作迅速推进，基本建设工程等陆续开工，需要的参建者也越来越多，沉寂千年的大山深处变得热闹起来。

艰苦的条件，对每一个人都是一场考验，也是一种磨炼。1968年，徐春刚只有22岁，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的人生与遥远的贵州会有什么联系。信息的闭塞，地理概念的模糊，当时对许多人来说，甚至到贵州就是“出国”了。

那年，徐春刚从辽宁本溪钢铁学校露天开采专业毕业，他与数百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大中专毕业生一样，报名支援三线建设。一下子从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工业大城市来到贫穷落后、荒无人烟的乌蒙山区，行程8300多里，却犹如从“米箩到糠箩”，徐春刚的人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到厂里报到后，徐春刚被安排在水钢附属企业——汽运厂干装卸工。那个时候的水钢百废待兴，没有公路，运送各种设备是靠人扛马驮到施工现场。路修好之后，徐春刚他们就负责各个生产单位的原材料运输。

建设初期，水钢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当时在贵州没有酱油吃，我就利用回东北老家探亲路过北京的机会，捎上固体酱油，回来之后切成小块，用水化开来食用。”徐春刚回忆，不仅食品，就连肥皂、香皂、牙膏、牙刷等日常用品也很难买到，全部要从东北邮寄过来。宿舍没有洗澡的地方，下班后他们用湿毛巾往脸上、身上抹一抹，就完事了。

曾给陶惕成担任秘书的吴安石回忆，当时的水城是荒山野岭，缺少粮食和蔬菜，一下子拥进几万人，千军万马上工地，由于物资供应不上，吃喝成了最大的难题。而且，由于工程建设的机械设备很少，很多工程都是靠人海战术，出力出汗多，工作量大，吃喝都跟不上，更别说营养了，只要能吃饭就非常不容易了。那时候在山坡垒起几块石头，支起一口大锅，就算是开火做饭了。吃的饭是“上边熟，下边煳，中间还硬”的夹生饭，连盛饭的碗和筷子都没有，后来每个人补发了一个饭钵，用两根树枝子削成筷子，饭菜搅和在一起吃掉。喝的水就是溪中、坑中的自然水或雨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城，一个月能有二十七八天在下雨。水城下雨如过冬。徐春刚每晚下班回到住处，水鞋都能倒出一股水来。尽管白天工作劳累，晚上却睡不好觉——住在席棚子里，一遇到外边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经常是睡到半夜三更，雨点儿滴在脸上，让人从梦中惊醒。

此时的陶惕成，本来身体就有病，再加上气候原因，还有夜以继日的操劳，身体状况越来越差，风湿病、心绞痛也越来越重，有时疼起来会蹲在地上好长时间起不来。作为一个领导者，他深知自己的行为对一个团队多么重要。为了鼓舞士气，他隐瞒病痛，和大家一样，住在潮湿的帐篷里，在大食堂就餐。

在吴安石的印象里，冶金工业部拨给会战指挥部5辆伏尔加轿车。陶惕成知道后，立即让把车退回去，严肃地说：“老百姓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我们怎能坐着轿车在这里充当中国的洋人呢？”

成千上万人的建设大军，主要以年轻人为主，要带好这么庞大的队伍，既要克服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又要完成建设任务，困难重重。陶惕成非常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他要在建成建好钢厂的同时，打造一支站得住、展得开、打得响、有过硬的钢铁般意志的建设队伍。他重视对职工进行生动活泼的政治思想教育，还利用一切机会提高大家的士气。吴安石记得，有一次在露天会场召开的劳模先进事迹报告会上，陶惕成突然走到台下，身体虚弱的他硬把一位劳模背在身上。在全场职工的欢呼声中，他背着劳模绕着会场走了一圈，他的头上是豆大的汗珠，脸上却是欣慰的笑容。一个身患重病的领导，亲自背着劳模绕场一周，在场的职工无不为之动容，掌声伴着泪水。

在这样的感召下，数以万计来自辽宁的钢铁大军克服重重困难，硬是在大山深处开始了水钢的建设步伐，各项工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推进：1966年10月，“两炉”的基础工程浇铸完毕；同年年底，“两炉”进入结构安装和砌砖阶段……到是年底，就开工了78项工程，竣工了63项工程。而陶惕成，则在1967年2月24日深夜，在一间简陋的工棚里，永远闭上了眼睛，年仅47岁。

1号高炉

2019年4月，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二批）发布，水钢1号高炉入选名录。水城钢铁厂始建于1966年，目前主要遗存有1号高炉、档案、图纸、厂志。

1号高炉始建于1917年，是日本侵略者为掠夺东三省的钢铁资源而建。1948年，随着鞍山解放，1号高炉回到人民手中。1966年，1号高炉从鞍钢迁到水钢，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高炉之一。

名录公布3个月后，徐春刚又去参观了1号高炉。

三线建设已经久远，深山里的“战火”也已散去，虽闻不到硝烟的味道，却到处可见历史这把巨斧劈凿留下的痕迹。

把车开到厂区的半山腰，远远看去，1号高炉高耸于天地之间，与高山为伴，更显巍为壮观。有着百年历史的高炉，经过岁月的磨砺、风雨的侵蚀，炉身布满黑锈色的斑痕，像时代的烙印，成为最真实的记忆，在云贵高原上熠熠生辉。与之辉映的，还有目之所及皆为水钢的厂区。

今天看来，与已实现现代化的水钢相比，1号高炉只能算是一个小高炉，但当年高炉从东北运来的时候，却对整个三线建设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据《鞍钢志》记载，1号高炉在封炉200小时59分钟后，于1966年12月被迁至水钢，支援了三线建设。远在东北的高炉跋山涉水来到西南高原，从此开启了另一段精彩。

徐春刚回忆，建炼钢厂和焦化厂，高炉、焦炉这种大设备必不可少。但当时的水钢只有又陡又窄的“毛路”，运设备的车根本进不去，只能将设备拆卸分批运输。然而，一些拆卸下来的零件很多都重达几百斤，从场坝路口车站到水钢指挥部又有4000米长，干部职工齐上阵，靠人力来拉、抬、扛，硬生生地将这些设备搬到了水钢。有些七八百斤重的设备零件实在不能再分拆，十几个工人挺起腰、鼓足劲儿，嘴里喊着“一二三、一二三”，在震天动地的号子声中，终于将这些“大家伙”抬进水钢。光是运设备，加上安装，前后就至少用了半年时间。

1970年9月，水钢1号高炉建成，1号焦炉的问题也基本解决。是年10月1日，迎接国庆，水钢高炉炼出了第一炉铁水；1977年，水钢投资1554万元，终于完成1号高炉系统收尾配套工程；2001年，经过大修的1号高炉，在钢铁市场最好的时期，每月带来的经济效益粗算下来可达3.9亿元……直至2014年8月，水钢实行“减产减亏”新模式后，1号高炉终于光荣退休，正式停产。

伴随钢铁行业的起起伏伏，1号高炉在一些新水钢人的眼中或许仅是一座停产的旧物而已，但对于老水钢人来说，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1号高炉是母亲炉，没有1号高炉就没有水钢的崛起。”徐春刚说，看1号高炉也是在遥望家乡。

“时代发展了，1号高炉的工艺也落后了，产能不高，炉面乌烟瘴气，炉前的工作非常危险，但这使我重新认识了铁和钢。”说起刚到1号高炉工作时的情景，钟鑫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当时的感觉就是原始，大部分工作是人工处理，比如出铁需要大量人工来处理钻、烧、掏等好几个程序，光用锤子打铁口就要4人，两人掌钎，两人用12斤重的锤子轮换敲打。等见到有小股铁流了，又需6—8人用20毫米直径的圆钢捅。每次工作，虽用眼镜、高温服、毛巾、帽子、劳保鞋、手套等进行全副武装，还会把全身打湿。”时间长了，钟鑫对1号高炉又有了新的认识：“没有铁就没有钢。当沸腾的铁水从炉口流淌出来时，意味着再经过几道工艺后，就有了钢，就会产生经济效益。人与钢铁一般，不经过锤炼怎知向前。所以说1号高炉是母亲炉。”

如今，1号高炉虽然停产了，但它所保留的钢铁记忆和钢铁精神，却成为不可衡量的“高炉效益”。

后记

20世纪80年代初，和徐春刚一起到水钢的很多人陆陆续续回到鞍钢，他的几个同学也随着生产单位的调离而离开水钢，但他丝毫没有调回东北老家的想法。他说舍不得离开这块建设的热土，既然来了，就要扎根一辈子。

徐春刚从水钢退休后，老家本溪的亲人多次邀请他回东北养老，在他们的印象里，贵州仍是非常艰苦的地方。徐春刚却说：“我不能回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从贫穷落后的山沟沟发展到现在的繁华大都市，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这是我亲手参与建设过的城市，我要永远留在这里。这里才有我的根。”

从义无反顾踏上南下的列车，从大东北来到大西南，徐春刚将一生的爱与激情都倾注给这片土地。岁月悠悠，转眼间50多年已逝，他早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包括气候和生活习惯。　　　　　　

飞吧，红房子，哪里需要往哪儿去

文|肖世庆

2006年夏秋之交，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飞”）的几名工会干部，到贵州飞机制造厂（以下简称“黔飞”）进行工作交流。这是一家由沈飞在黔西南大山沟里包建的三线战斗机制造厂。

工会干部们在厂区谈完工作后，顺山路溜达到旧宿舍区，远远看见几位老人在院门口闲唠嗑儿，听口音居然是沈阳的。几人循声而去，一打听，原来是黔飞退休的几位老职工。他们老家都在沈阳三台子一带的沈飞红房子（苏式三层小楼，为工厂宿舍区），赴黔前住的是几楼几栋，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

“老师傅，我们也是沈飞的。”

“你们是沈飞来的？厂子现在在沈阳哪疙瘩？”

“还在老窝子，离三台子不远。”

“我们来那会儿，沈飞还叫松陵机械厂呢，时间可真快呀。”

一块砖的使命

1965年10月，沈阳火车站，一趟专列即将启程，上面满载着支援三线建设的20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企业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以及大量的设备、资料、仪器、营具。车厢内外，工装上、设备箱上、条幅和旌旗上，“112厂（今沈飞）”几个字格外抢眼。

忽然，一辆吉普车开进站台，后面跟进来一卡车背着行囊的技术工人。时任沈飞总工程师的高方启从吉普上跳下来，指挥后面车上的技工们迅速登上专列。“呜——”汽笛一声长鸣，沈飞援建贵州三线建设的首趟专列徐徐启动，高方启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

20世纪60年代，国家军工企业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产业集群过于密集，而敌对势力经常叫嚣要“反攻大陆”，飞机更时不时就窜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侦察袭扰……国家时刻面临战争的威胁。于是在三线建设战略部署中，在陕西、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建设布局军工企业及其相关重要工业企业，成为关键的一环。

1965年，《国防工业1965年工作要点》落地，对国防工业的三线建设做了部署。随后，以沈飞、黎明为主的全国16个省市的35个航空工业企业，采取对口搬迁、对口包建、对口支援3种形式，先后由老厂派出16795名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及大量精良设备等物资，奔赴中西部边远山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

一声令下，数以万计的干部职工、技术人员，从沈阳的飞机厂、发动机厂奔向三线新厂。他们以开天辟地的勇气和力量，在荒野山丘建起崭新的航空制造基地，不仅为三线地区送去了技术、设备和人才，让航空工业迅速开枝散叶、发展壮大，也送去了百折不挠、甘于奉献、祖国至上的航空报国精神。

沈飞当时领受的任务，是在大后方贵州省包建一个生产歼7飞机的基地——011基地。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沈飞在职工中广泛宣传了中央加速三线建设的指示，“我是一块砖，任由党来搬”“哪里艰苦哪里去”也升腾为一个群体的义不容辞。干部职工纷纷放弃已熟悉的工作岗位和安适的生活，奔赴三线，投入建设新厂的艰苦创业之中。

其时，沈飞自身的生产和科研任务也很重。尽管如此，1965年10月，沈飞仍然选调了“好人好马”入黔，支援三线建设。其中还有个小插曲：由于本厂机身车间生产任务非常繁重紧张，关键岗位离不开人，车间领导便派出了几名技术水平略低一些的工人。总工程师高方启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指令该车间：“一定要派技术水平高的同志去支援人家，宁可自己（沈飞）受点儿损失。”并亲自带队，把重新选调出来的精兵强将亲自送到了火车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贵州也有飞机了

那时深山里的011基地，四周都是荒山野岭，是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由于战备的需要，基地的选址有特殊的环境要求：一是山要高，还要有大山洞，厂房和设备基本都设在山洞里；二是山坡上要有坡地，以便日后开荒种田，自力更生；三是坚决不许占用农田，不与民争利。

于是，2000多名沈飞人，无论来之前是干啥的，眼下一律成了勘探队员和爆破工或泥瓦匠，有啥活儿干啥活儿，一个萝卜顶好几个坑。兴建的职工宿舍大都是大庆式的“干打垒”结构，每平方米造价才35元，没有独立的自来水和卫生设施，许多职工饮水就是直接喝稻田里的水。大家每天从一个叫平坝的地方出发，三五人一组，带上一包干粮和一壶稻田水，穿石林，爬山入谷，哪里有高山往哪里前进。每发现一个大山洞，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先往洞里扔块大石头，试一试深浅，但大多时候只会惊出来大群大群的蝙蝠或老鹰……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决心在艰苦山沟里扎根的2000多名沈飞厂干部职工，住简陋的窝棚，吃简单的饭菜，克服贵州冬天阴冷潮湿的环境，炸山钻洞、兴建厂房、安装设备……硬是在原本荒凉的地方，于1970年前后陆续建起了飞机总装厂、飞机冲压部装厂、飞机机械加工厂等9个新厂以及602库和第一设计室。1970年9月18日，自行研制生产的第一架歼击机飞上蓝天，更结束了贵州不能生产飞机的历史。

这惊人的“贵州速度”，其实历史早已埋下伏线，让一切有迹可循，展开迅速。

早在1964年10月，第三机械工业部就决定把成都132厂（今中航工业成飞）开辟为歼7飞机新的生产基地。接到指示后，沈飞不仅毫无保留地分批移交了歼7全套设计资料、工艺资料、理论模线、工作样板和标准样板，还以“一帮一，一对红”的精神，一边抽调数千名干部职工赴黔，一边手把手地帮助132厂迅速掌握歼7飞机的制造技术，并提供了物资援助。

朴实的沈飞人毫不藏私，倾囊以授。为使132厂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厂里曾先后4次派技术工作组入川帮助开展工作。这些工作组皆由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的技术工人组成，他们同132厂职工“兵对兵，将对将”地一起工作，边干边教，还有针对性地为132厂编写了一本百余页的《飞机试制建议》小册子。

沈飞总工程师高方启也是于那时起与三线结缘的。工厂每次派出工作组之前，高方启都亲自检查、严格挑选，还把支援人员找到办公室交代任务：“不能只靠我们一个工厂出飞机，我们要帮助新厂快出飞机。”1965年7月，高方启亲自带队去132厂工作了一个月。而沈飞这种边建厂、边生产的制造飞机方法，也成为中国航空史上的第一次，开启了制造模式新篇章。

011基地基本建成后，沈飞又为其制造了一套标准样件及工艺装备。原本，国家打算沈飞、132厂（成飞）、011基地（黔飞）共同生产歼7飞机，沈飞为主制厂，132厂、011基地为复制厂，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从1966年5月16日开始，沈飞按照第三机械工业部“112厂不再生产歼7飞机”的要求，陆续放弃了歼7飞机的生产，于1968年将全部技术资料和工艺装备移交给132厂和011基地。

就这样，我国通过三线建设，成功地把歼7战斗机的生产基地从大都市沈阳，转移到了黔、川的深山老岳。能够迅速顺利地完成这次军工生产基地的战略转移，沈飞人功不可没。

应需而出的人生

其实早在此之前，沈飞人就已经习惯了“哪里需要往哪儿去”的人生。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设轰炸机制造厂和发动机制造厂的规划，已开始在陕西阎良布局谋篇。仅1958年和1959年两年时间，沈飞就输送了近千名技术人员、4000多名生产工人。同时，在1958年11月5日确定支援指标后，沈飞还于当年向10余个单位输送了1581人和196台设备、945吨钢材。

1953年至1985年，沈飞先后包建了西安、贵州、汉中等地10余个工厂和两个飞机设计所，向这些新厂、研究所及航空、航天的部领导机关、院校及其他单位，输送了干部、技术员和工人2万余人。其中，从沈飞调出后任新厂厂级干部的达150多人，任车间科室干部的有1500多人。他们中有的人后来成为工程院院士，近百人成为国家或行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许多人被评为各级劳模。

今天，在陕西西安、四川成都、贵州花溪等地，随处都能听到亲切的沈阳口音，走几步或许就能遇见沈阳老乡。他们要么是当年支援三线建设的沈阳人，要么就是沈阳三线人的后代。

三线建设，是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作出的工业交通、国防科研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经济战略决策。千百万三线人流血流汗，“献了青春献子孙”，为之奋斗了整整一个甲子。时过60年，我国的工业布局，特别是航空/航天事业的布局均衡、稳健，发展潜力巨大。如今仅就航空器而言，生产歼20、歼10的成飞等生产企业在沈飞的支援扶持下都羽翼渐丰，而他们的母厂——沈飞，则向着更加先进的歼击机机型歼31、歼35、歼40等奋进……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高度评价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使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西部，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的宝贵财富。”

三线建设的伟大意义也由历史引申到了当代和未来，肯定了三线人为创造这些宝贵财富作出的牺牲和奉献。今天，当我们看到歼35呼啸着在航母福建舰甲板上起降、沙特阿拉伯王国拟一次性购买我国80架歼10、国产大型客机C919在蓝天上载客翱翔……千万不要忘记60年前，从沈阳站陆续发出的一列列向西的专列，以及专列上数以万计的沈飞人。

正如著名文学家陈荒煤动情写下的那段话：“三线人的光辉形象时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是点燃我灵魂的一簇圣火。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一个民族灵魂的燃烧更壮观更有深远意义、更美好更有深层的力量，那就是：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三线人那种对人民、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比忠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簇点燃民族灵魂的圣火从来没有熄灭过，如今燃烧得越来越辉煌了。”

“新光”闪耀川辽大地

文|夭夭

无论是那些去了的，还是留下的，皆为影响国家工业格局走深走实的关键。

60%的深情

60%，对于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新光”）而言，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60多年前，接到任务的航天新光，投身到包建成都420厂的建设中。自此，4000多名工人及上万名家属挥别沈阳，带着铝锅、脸盆、酸菜缸等家当，西进南下了。而这次搬迁、支援也成为我国三线建设的前奏曲。

作为我国第一个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厂，首先冲向三线自是责无旁贷。

接到命令后，工厂立即提出“60%的设备与职工全部迁往420厂”的包建方案，为的就是能在成都建设一个和410厂差不多的发动机制造厂。420厂是当年成都唯一的军工厂，因此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市委都相当重视。

1958年12月初，工厂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传包建新厂的重大意义，号召广大职工积极报名参加。从设备到人再到其他物资，能算作60%之外的就几种情况：一是家里确实有困难的；二是部里决定需要留下的；还有就是经过工厂争取后，留下继续在本厂建设的。“说实话，当时谁都会有那么一丝丝不愿离开家的情绪，这是人之常情。但组织让你去，你就必须去。”赵清连是最后一种。原本，他是被安排在第二批入川队伍中的，但厂里考虑到他还有年迈的老母亲需要照顾，就决定让他留在沈阳了。

与赵清连不同，左咏孚是那60%中最早入川的一批。“我至今都觉得，1958年冬天的沈阳，天气格外寒冷。”左咏孚回忆，当时工厂一共去了三批人，但第一批的任务格外重，因为他们的口号是：“100天建成一座420工厂。”

一群携眷入渝的辽宁人响应“先生产，再生活”的口号，把青春与汗水无悔地挥洒向那片土地。人们不分昼夜、不辞辛劳地忙碌着，没有周末，没有加班费，没有串休，脑袋里只有“干活儿”，仿佛人人都不知疲倦。“唯一的时间概念，是干到夜里12点时会有一顿晚餐。这是福利，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休息，然而工人却理解为：新的一天开始了，加油干吧。”左咏孚说。

100天之后，厂房拔地而起。随后，第二批、第三批新光人陆续启程，从此开始了半个世纪的离家征程。

走，不容易。但留，也难办。一切还得从60%说起。

对于厂子而言，此次包建420厂，实属伤筋动骨。可怎么就伤筋动骨了呢？要知道，源于1920年东三省航空处的航天新光，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举足轻重。新中国成立后，航空工业亟待起步，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项目之一，航天新光成立后即刻担负起修理和试制航空发动机任务，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狠狠打击了美国的空中优势。

那时的航天新光风光无两：添置设备，国家数次拨款；需要人才搞生产，国家立马分派。“有的车间主任是从地方过来的省厅级干部，保卫副厂长是从别处调来的公安局局长……”年至耄耋时，提起工厂，赵清连仍如数家珍。那时，全国各地的科技人员、一线工人涌入航天新光，两湖、两广、江浙、四川等地的口音汇聚一堂，在“车间就是战场，就是前线”的标语下，催生了一种关乎工厂和劳动的莫大荣光。截至1953年底，航天新光在册人数已达8106人，其中工人就超过一半。

1954年，在尽快壮大国防工业的国家战略之下，包建410厂的任务落到了航天新光肩上。410厂是国家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定位为航空发动机制造工厂。工厂也不负众望，即刻将60%的技术骨干和重点设备送到新厂。

大概也是从那时起，60仿佛一种执念，深深嵌入工厂的每一寸肌理。所以才有了4年后，当国家再次建设新厂要人要物要技术时，工厂依旧是那句话：“给，60%！”

于是，元气未复的新中国首建的军工大厂，又披甲再战。

“我一进车间都蒙了，留下的工厂可以说是破烂不堪，设备能拿的全拿走，人更是少得可怜。”赵清连回忆，原本一个车间有5个主任，包建后，很多车间连个工长都没剩下，更别提车间主任了，工厂根本无法正常运转，后来只能把几个车间合并成一个车间；设备方面就更别提了，好设备都迁走了，留下的设备不是陈旧就是缺零部件，不配套更干不了活儿。

接连两次60%带来的困难，并不是数字能简单说清的。

航天新光原总工程师毛臻，对那段岁月同样印象深刻。当时全厂7000多人，剩下不足3500人，还要承担国家要求的试制任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困难可想而知。

为何非得是60%呢？或许，它更像是一种姿态和决心：比50%少，不足以报效国家；而50%又属折中，力道减弱；相比之下，6与4的搭配就刚刚好，它既能将“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永不服输”的航天精神展现淋漓尽致，又能最大限度地撑起工厂“从头再来”的底气。如此看来，60%也真是一个有趣的数字，它跨越时间和地域将人们连接起来，用无数个体的亲身经历，替一个时代宣告何为家国大义。

  1957年，航天新光车间内生产场景。

双线并行的使命

造血—输出—再造血—再输出，很长一段时间内，支援外部建设与稳定内部生产双线并行，皆为航天新光最重要的使命。

从1954年包建410厂开始，航天新光先后援建了陕西西安113厂、430厂，吉林531厂，四川达县064基地7304厂，湖北远安066基地江北机械厂，陕西蓝田067基地7414厂，广西柳州801厂，内蒙古呼和浩特359厂，贵州遵义061基地3532厂……在共和国国防建设史册上，在对14家大中型军工企业的支援建设中，航天新光立下不朽功勋，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航空航天动力装置的摇篮和国防建设功勋企业”，是航天传统精神的发源地之一。

主营业务随“好人好马上三线”后，被“刮骨割肉”的老厂，于20世纪50年代末转入新的赛道，在国家的统筹之下，开始转为航天动力装置的科研生产基地。

若从弱到强难，那么从弱转至另一领域的强，则是难上加难。

“但困难吓不倒我们。”看着厂里一张张坚毅的面孔，毛臻深有感触，觉得当时留下来的人好像统一了思想似的，憋着一股劲儿想要立马出人头地一般。

这股劲儿也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剩下的几个正科级干部挑起大梁，一个人撑起一个车间，把大家伙儿全都动员起来，并鼓励留下来的老师傅一个人多带几个徒弟，口传心授手把手地教。再加上新补充进厂的哈工大、哈军工的毕业生，建设队伍渐渐拉起来了。

“开始，我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组织生产、稳定职工情绪上。”航天新光原党委书记齐英回忆，由于设备大量减少，各车间空空荡荡，地面坑坑洼洼，各厂房防寒条件很差。于是，提高车间温度变成了当时生产的主要矛盾。“我们组织各车间抓紧修理门窗，同时和锅炉房的同志研究，想尽一切办法烧热暖气，终于使全厂恢复了正常。”齐英说。

回忆那时的艰难，退休的“老新光”李玺玉记得，有一个大发电机设备，发电机在援建时被带走了，只剩下一个大床子。设备不够，工人们东拼西凑，从废品堆里找能用的零件，甚至不得不从曾包建的410厂借发电机来用，生产的架子才搭起来，机器才又转了起来。

工厂是个神奇的空间，但凡进入其中，人都变得简单起来，只顺着“干活儿”这一路径走下去。毛臻记得，当时厂党委带领全厂职工，冒严寒，战酷暑，睡在厂房里，吃在机床旁，日夜奋战在车间和试验室。37车间有一位老工人师傅，为了攻克涡轮叶片装配关键，在车间奋战了两个昼夜没回家。第三天，厂长亲临车间命令他休息。当时他离开了现场，转身却偷跑到车间盖设备的一个棚布下藏起来。厂长一走，他又接着干，直到把关键攻下来才回家休息。

“再难，质量也是第一位的。”齐英说，那时，工厂又接手了两种型号的试制任务。国家对此也极为重视，不仅调来得力的干部领导，对工厂进行技术改造，还补充职工600多人，新建和改建6个车间，增添170多台设备。新任务结构复杂，精密度要求很高，难度最大的是焊接技术与检验技术。所以在焊工培训上，工厂下了极大的力量。其中，高级焊工梁纯有还因技术掌握得好，被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

热血与大义的底色铸造出航天科技的基石，潜移默化中，一种特征鲜明的集体品格逐渐形成，成为引领时代的深层逻辑，历久弥新。经过3年艰苦努力，一个残缺不全的老厂又焕发生机。1960年11月5日9时02分，在我国的国土上，一枚代号“1059”的导弹直冲云霄。大约8分钟后，成功命中目标的消息传来。从这天起，中国没有导弹的历史结束了。

航天新光也是从这天起，荣耀归来：1964年，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台地对空导弹发动机；1970年，为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运载火箭提供了三子级发动机；研制的某型号导弹发动机在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8年，为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的运载火箭提供了三子级发动机；1999年，成为国家重大宇航工程关键装置的定点生产厂……几十年来，航空航天史上数个“第一”皆与这里紧密相连。

这些光环，是一座老厂和所有相关人士的集体记忆，但它不只属于历史。“他们经常过来找档案，寻根溯源，让410厂职工永远记住，我们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曾经拥有同一份荣耀。”航天新光党委工作部王奥博说。

近10年来，航天新光还接待了从湖北、贵州、四川千里回厂寻梦的于克、田茂金、付鸿瑞等老人。已至耄耋的他们，或祖孙三代，或偕当年的同事，眼含热泪，静静地站在这片土地上，追寻半个多世纪前火热的青春记忆，聆听这个时代不断成长的故事。　　　　　　

三线双城记

文|金雅银

三线建设中，伴着中西部工业巨厦的高起，众多工业新城跃然于版图之上，一个群体、一座工业城市、一条工业纵深空间的精神风貌也随之铺陈开来。

60年前的三线建设，让六盘水成长为一座崇山峻岭间的现代工业城市。

60年一甲子，足以物是人非。

60年前，贵州六盘水尚未出现在共和国地理版图上，重庆江津也隐于丛山之中。时隔60年，六盘水已是“江南煤都”“十里钢城”，重庆江津也绘就了“一江两岸、四十里滨江”的如画风景。

从门可罗雀的荒凉到车水马龙的繁华，从低矮的竹笆房到钢筋水泥筑成的幸福家园，一座城市的风雨沧桑，必有其根源。

建设之根

1964年，党中央在西南三线建设长远规划会议上，规划建设以六盘水为中心的煤炭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军工项目，修建成昆、川黔和滇黔3条铁路，形成西南环线。彼时，六枝归属安顺，盘州归属黔西南，水城归属毕节地区管理。同年，党中央决定在上述三县境内建立煤炭基地，六盘水这个组合性的专名也由此诞生。在三线建设转折的历史大潮中，新生的六盘水由此而迸发出壮美的火花。

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六盘水建立企业27个，总投资金额达29亿元，包括辽宁在内的20多个省份的企业带着人才、先进技术和设备成建制转入，奠定了六盘水工业的四梁八柱，开启了西南钢铁重镇的序幕。

1959年，19岁的梅建才从山东省平原县“闯关东”来到抚顺，在矿务局胜利矿矿建队从事掘进工作。1965年，他响应号召，奔赴三线。此时，在抚顺落户多年的梅建才已经结婚，育有一女。

“妻子、女儿怎么办？带在身边肯定会给国家添麻烦，还会牵扯建设事业。”于是，梅建才怀着不舍，将妻子和女儿送回山东老家后，才随队伍南下。直到1975年，一家人才在贵州团聚。

“和妻子两地整整10年，书信中她只报喜不报忧，让我专心投入到工作中，我怎能不知道她的难处呢？”从梅建才的贵州方言中，能听出他回忆此事时的哽咽。

支援三线建设，梅建才并不孤单，与他同行的是来自抚顺老虎台矿、龙凤矿等矿的工友2008人，其中，他所在的胜利矿就有203人。

1965年5月27日，经过多天的辗转周折，队伍最终抵达目的地。梅建才回忆，当年到达贵州后，他所在的胜利矿203人被调入辽煤支铁大队77工程处15中队，他在该中队担任工会主席一职。中队有500多人，在水城县境内承担修建滇黔铁路的任务。“除了荒山野岭，什么都没有。”谈起那段拼搏的岁月，梅建才十分感慨，“没有住的地方，就住竹笆房；没有菜吃，需要远到昆明去弄菜；没有道路，就开山为路。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都热情高涨，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

他们负责修建叫花苗的隧道，长2000余米，位于海拔2000余米的半山腰上。当时用的是风钻打眼儿、放炮等传统修建方式，进度慢不说，还伴随着危险，一个班下来才推进了1米。

为了让工友保持状态，作为队中的工会主席，梅建才常带领工友出操，进行有必要的军事化训练，保障大家有健康的体魄，激励大家加快生产建设。梅建才还经常深入工友中间，同工友谈心、讲故事，缓解大家的思乡之情。在照顾工友的生活起居方面，梅建才也不含糊。工友一个班下来，衣服都湿透了，一有时间，他就为大家清洗、烤干衣服，保证下一个班能穿上干爽的衣服。这份来自“娘家人”的关爱，让远离家人的工友都感到十分温暖。

60载光阴悄然而过，时间苍老了三线人的容颜。犹记当年，成千上万的三线建设者，如梅建才一样，用双手让六盘水从无到有，成为镶嵌在乌蒙山畔的璀璨明珠，让重庆江津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可以说，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今天的六盘水和江津，三线建设就是它们的根。

城市之本

在六盘水，三线企业奠定了城市根基。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六盘水地区相继建成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形成了煤炭、钢铁、电力、建材四大支柱产业，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出生在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十家子镇的王国利，现供职的企业——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就是他父亲王作勤当年参与建设的盘江矿务局。

59年前，25岁的王作勤响应国家号召，从阜新矿务局来到贵州，投身三线建设。直到1980年，王国利和母亲、姐姐奔赴贵州，一家人才从此结束了异地分居的生活。

从小山村来到热火朝天的三线前沿阵地，一路上，王国利经历了人生的数个第一。相比老家农村生活只是捉迷藏、玩泥巴的单调，矿区的生活要相对丰富多彩一些，幼小的心灵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艰苦的三线前沿反而给王国利的童年留下了幸福的一面。

随着耳濡目染，父辈的拼搏奋斗精神，也悄无声息地在三线后人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后来，求学于河北秦皇岛煤校的王国利，也有机会回到家乡阜新。但受父辈影响，他坚持回到贵州，就职于盘江矿工报社，此后又到电视台，再到如今的公司宣传文化部担任通联科科长。王国利始终伴着三线建设的故事一路前行，也一直用实际行动记录着三线建设的发展历程。

2023年，82岁的王作勤离世。在王国利的记忆里，父亲生前经常给他讲述三线建设的往事，这也是众多三线人共同的岁月人生。

现在的盘州市两河街道，是当年王国利父亲工作过的地方。父亲曾向他讲述，从东北抵达三线建设目的地后，眼前是一片荒山，山坡下的六七排竹笆油毡房算是最好的建筑。驻地是泥土铺地，床铺是用竹子搭建的两层大通铺。父亲所在的74工程处负责土建，7个连队，400多个青年，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启了新征程。

相对于父亲的艰苦，那个年代，还有许多和父亲一样的年轻人，甚至把生命奉献给了三线。父亲告诉他，在修两河至土城的公路时，他的一名工友在山顶上搬石头，连人带石头掉落山下，当场牺牲了。

或许因为更接近历史，才更感同身受，并迫切地想要守住支撑这一信念的本真——父辈用身体力行书写的三线精神。如今，不仅是盘江矿务局，水钢等当年一批三线企业，在新一代三线建设者的守护下，也都已涅槃重生，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无限活力。在重庆江津，大连造船厂（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包建的国营永进机械厂，也已变为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国内最大的硬齿面齿轮研发制造基地之一。

未完待续

梳理一座城的脉络，触摸一座城的风骨，精神和文化自是最好的落点，尤其像六盘水、江津这样因三线建设而生的城市。三线建设铺就了它们创业发展的精神谱系，三线精神就是城市的魂。

三线建设在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艰苦创业、勇于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三线精神。

当年，数十万三线建设者告别故土和亲人，踏上了艰苦创业的征程。他们满怀豪情，在偏远落后的穷乡僻壤担负起修铁路、打钻井、开煤矿、架电线、建高炉、办工厂的繁重任务；他们敢于吃苦，只求奉献，不讲条件，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既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也交出了绚丽多彩的人生答卷。

如今，六盘水不仅立馆留史，修建了国内首个以三线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推出大型文献纪录片《大三线》、电视连续剧《正是青春璀璨时》，还组建三线精神报告团到企业、学校、机关、社区宣讲，将三线精神植入城市发展之中。而在重庆江津，最能体现三线精神和当地文化的，莫过于重庆明泉三线文史收藏馆，1000多件收藏品，是传承三线文化、弘扬三线精神的生动课堂。

文化的背后，是数以万计的三线人、三线子弟的故事。“因为自己来自三线家庭，又继承了三线人的衣钵，退休后才有了继续为三线做点儿什么的想法。”如今已是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秘书长的何民权，也是一位三线子弟。他倾其珍藏，创建重庆明泉三线文史收藏馆，就是为了展示三线精神，延续三线人的血脉。

1966年，何民权10岁。在大连造船厂工作的父亲何杰，成为工厂首批支援三线建设7人小组成员之一。

年幼的何民权，还不知道什么是三线。直到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一段关于大连造船厂包建国营永进机械厂的故事。

工厂厂址最初选在武隆县白云乡，后搬迁到江津，大连2万多名职工及家属奔赴这里，一直深耕。当年父辈要到白云乡的建设现场，需从涪陵乘坐载重不足10吨的小船，逆乌江上行60公里到白马下船，再沿川湘公路到白云。班船逆水行舟4小时，每到洪水季节经常停航，枯水期则要用人力或畜力（后改为电动）绞滩。先期到达现场的职工没有住房，床也没有，就将稻草铺在地上，几个人挤在一起睡。

虽然条件艰苦，但建设者把天当被、地当床，就地取材，自力更生。父亲他们当时都说：“三座大山一道天险（白马山、水江山、弹子山和乌江），都阻挡不了三线建设的步伐。”这样的精神，经过岁月的沉淀，一步步发展成了“三线精神”。2018年10月，中宣部将“三线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洪救灾精神等一起，列为新时代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作为工厂首批家属，何民权记得，为了解决吃水难题，全厂干部、职工、家属、学生都参加到为水而战的战斗中。大家从山脚到山顶站成一排，把石头、砖、水泥、电线、水管等材料一点点传递到山顶。在传递河沙时，家中的锅、盆、桶都派上了用场。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只用3天时间就将盖房、修水池所用原材料全部运到了山顶，吃水难题得以解决。

“三线子弟小小年纪，在这场为水而战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真不愧是三线小战士。”厂领导鼓励的话语中充满希望，也夹杂着疼惜。

从当初的三线子弟到通过招工进厂，上接父辈，下续子女，几代三线人就像接力一样，延续着共同的事业。

如今，当年的三线小战士都已退休多年。流逝的是时光，不变的是三线人永恒的初心使命。而早已浸入城市肌理的三线精神，正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照亮着城市未来发展之路。　　　　　　

锦西好大哥，泸州好儿男

文|李战洲

小河胜长江

每逢佳节倍思亲。月圆之夜，79岁的陈桂芝又想起了大哥陈玉堂：“如果大哥还健在多好，兄弟姊妹团聚，都这么大把年纪了……”

陈桂芝至今仍记得大哥年轻时的模样：将近一米七的个头儿，长得白净，大眼睛，很腼腆，经常穿粗布格子衫。在陈桂芝眼里，大哥虽出生在农村，却俨然一副文艺青年模样。

“那时听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想家，想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每次回来，他都不想走，总是在站台上哭。列车员不催他，他就不上车。哎，没办法，还得建设国家呀。”回忆起大哥，陈桂芝眼圈泛红。

陈桂芝兄妹七人，都出生在锦西（今葫芦岛）农村。20世纪60年代初，21岁的陈玉堂从渤船中专毕业。他和女友一起，来到位于四川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工作。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泸州天然气化工厂成为当地三线建设化工体系的龙头。

泸州天然气化工厂，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它在1959年建厂，是中国第一个采用西方技术，以天然气为原料生产合成氨、尿素的企业。泸州，对于两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还是个“盲盒”。

“路上一个山洞接着一个山洞，黑漆漆的，走不到头儿，越走越想家。”陈玉堂回家探亲时说。

对儿子的选择，父亲是不满意的。陈家有七个子女，生活十分困难。陈玉堂排行老大，父亲本指望他毕业后能留在身边帮衬家里，没想到刚把他培养起来，他就要走了。但想到好歹儿子也是在大企业上班，能为国家做贡献，心里的疙瘩便逐渐解开了。

“我们已经结婚，在这里一切都好，爸，妈，你们放心吧，将来我一定回去孝敬你们。”到达泸州后，陈玉堂经常给家里写信。他工资很低，离老家又远，家里根本指望不上他，可每每收到他的家书，两位老人都很欣慰，觉得儿子在大国企上班，生活条件应该很好。

一年后，陈玉堂和妻子回家探亲了，他依旧穿着离开家乡时的旧衣服。他很健谈，但对工作、生活情况很少提及。闲聊中，陈家人从大儿媳嘴里得知，他们生活很苦，住在筒子楼里，饮食十分不习惯，冬天没有暖气，厂子又在江边，屋里穿棉衣棉裤戴棉帽还是冷得刺骨。想家时，小夫妻俩经常手拉着手，在工厂附近江边一起哭，他们多希望身边流淌的是家乡的小河……

大哥的火车

三线建设在泸州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现在，泸州市纳溪区泸天化小学附近，还建有一道纳溪记忆“三线建设在纳溪”文化墙；泸州天然气化工厂附近，建于20世纪、灰色、像火柴盒一样的职工宿舍外墙斑驳。这里不知留下多少像陈玉堂这样的年轻人苦涩又幸福的青春记忆。

“大家都在拼命工作，只有国家好了，我们的小家才能好。”陈玉堂经常在信里这样说。当时，整个泸州天然气化工厂都在沸腾。1963年朱德来到这里视察，之后，中国第一套年产10万吨合成氨、16万吨尿素装置在这里落地，为中国现代尿素工业打下第一块基石；1965年，邓小平来这里视察，随后，工厂开辟了天然气生产尿素的新纪元……

可陈家依旧指望不上陈玉堂。那时，陈玉堂夫妇的生活进入了新的阶段：他们先后有了两个孩子，生活更难了。好在经济上的窘迫，丝毫没有影响夫妻感情。陈玉堂十分疼爱妻子，他不仅时常下厨，还会做针线活儿、踩缝纫机，家里的活儿他都干。远离家乡和至亲，他们靠着坚忍和勤劳，在异乡渡过了一个个难关。

同样紧巴度日的，还有远在葫芦岛的老家人。陈桂芝上大学时患上近视，配眼镜需要几元钱，家里拿不出，她只好写信向大哥求助。最后，陈玉堂从牙缝儿里给妹妹省出了10元钱。

因为贫穷，兄妹间甚至产生了误解。参加工作的陈桂芝曾和大哥商量：“爸妈负担太重了，我每月拿10元钱，你每个月给家里5元钱。”陈玉堂拒绝了。“你咋那么不顾家呢？”陈桂芝抱怨大哥。直到她结婚，处境和大哥一样艰难时，才对大哥的难有切身感受，十分后悔当初对大哥的指责。

虽然不能按月拿出5元钱，但为了每年体面地回家一次，陈玉堂和妻子平时都会节衣缩食。陈桂芝人生中第一次吃到的鱼罐头、广柑、龙眼，就是大哥大嫂带回来的。每次回家，陈玉堂都会像小时候一样睡在父母身边，有说不完的话。每当要再次离家，他又总是赖在炕上不起来……

在火车站，陈玉堂依然边擦眼泪边登上火车，隔着车窗不停地挥手，直到看不清家人。

蜀道千万里

父母相继去世后，陈玉堂还是会回到沈阳与弟弟妹妹们团聚，但长时间不见面，兄妹之间的感情难免生疏。在陈桂芝家里，陈玉堂会不自觉地跟妻子用四川话交流，而且语速很快。听着听着，陈桂芝突然感觉自己像是到了四川，在听两个陌生人谈话。“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她甚至对这句诗多了几分质疑。

亲情虽然有时会缺席，却永远割舍不断。一次，大嫂平静地讲起一段往事。他们的女儿手术时麻药剂量用得不对，情况危急，经过抢救才捡回一条命。陈桂芝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千山万水之遥，她不敢想象哥哥嫂子究竟挺过了多少生活中的惊涛骇浪。

父母对陈玉堂的爱也始终深沉。在陈桂芝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叮嘱他们兄妹六人：“老大在为国家做贡献，他很困难，你们谁都不许去泸州给他添麻烦，让他专心工作，干出个模样来，为咱老陈家争光。”

陈玉堂真就干出了模样。20世纪80年代，他担任了泸州天然气化工厂供销公司的领导工作，迎来事业高峰期。他要父亲来四川养老，父亲说：“我去给你们添麻烦哪！你把工作干好了比什么都强。”当时即便权力傍身，陈玉堂的生活仍不富裕。“绝对不能走错路”“别人的东西再喜欢，也只能看一眼，碰都不能碰”，父亲总觉得严教才是最好的爱。

对于父母，陈玉堂始终怀有深深的愧疚。1976年母亲去世，1992年父亲去世，他都因为忙于工作而没能与父母做最后的告别。这也许是很多参与三线建设的辽宁人共同的经历。两位老人临终时仍不忘嘱咐孩子们：“老大不容易，千万别去给你大哥添麻烦，让他安心工作。”

2006年，72岁的陈玉堂回到沈阳，弟弟妹妹们热情款待了他，也唤起了他记忆中关于家的温暖。临别时，在火车站，他老泪纵横，依旧不想回泸州，但泸州有子女，还有了孙辈；依旧得列车员催促，火车马上就要开动了，他才不舍地上车；依旧隔着车窗不停地挥手……

陈玉堂再次回到沈阳和家人团聚，已是两年后。这次分别前，陈玉堂哭着告诉大家：“我这身体，恐怕再也回不来了。”那时，他已经在泸州给自己买好了墓地，但他梦里都想叶落归根。2010年的一天，陈玉堂给陈桂芝打电话，说还要回家看看，弟弟妹妹都十分期待。不久，他又打来电话，说自己的身体状况很糟糕，既不能坐飞机，也不能坐火车……2012年，78岁的陈玉堂在他奋斗一生的泸州闭上了眼睛；3个月后，妻子也跟着去了。

60多年过去了，大哥每次离家前哭泣的情景，仍会经常浮现在陈桂芝脑海里。每每想起，她心里都特别难受：“他们那批人，真难啊。”